总而言之，全球化是非政府力量推动的活动，而全球治理是政府间的合作，两者性质不同。

所有这些，都需要真金白银。目前我国乡村人口总量和占比仍然太高，在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继续推动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。

为他们提供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医疗、养老等社会保障，消除其后顾之忧。另一方面，要引导部分农民工返乡、大学毕业生回乡和城市各类人才下乡，为乡村振兴注入生机和活力。对经营权进行平等保护，使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能够放心地对农业进行长期投资。为此，要提高农村资源要素的流动性，加强产权保护，为他们高起点发展现代农业、休闲观光养老等新产业创造基本条件。通过担保、贴息、以奖代补等方式，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，促进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乡村振兴。

创新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，通过契约型、股权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，而不是替代农民、排斥农民这一实例说明，如何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运用监管科技，也是亟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。摘要：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（PPP）计算约为3.7%、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3.2%。

各国居民和企业债务也不断累积，导致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不断攀升。未来世界经济增速下行的可能性较大。我们预计，2019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.5%。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7年的104.5%轻微下降至2018的103.8%，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总债务/GDP从2017年的48.7%上升到2018年的50.7%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/GDP从2017年的42.8%上升到2018年的44.1%。

欧洲总体物价水平稍有上升，但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引起，其核心通胀率相对稳定且略有下降。美联储用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个人消费支出（PCE）价格指数，从2017年7月的同比增长1.5%，上升到2018年7月的2.4%，此后也有所回调，至2018年9月，美国PCE价格指数和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均为2.0%。

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2017年出现了经济增速普遍回升，但2018年明显分化。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多个国家出现经济动荡，阿根廷和委内瑞拉GDP负增长。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开始减弱。2017年世界GDP增长率从2016年的3.3%快速上升到了3.7%，提高幅度达0.4个百分点。

阿根廷和土耳其受货币大幅度贬值影响，其CPI同比增长率2018年11月分别达到48.5%和21.6%。2018年并没有持续这种GDP增长率快速提高的趋势。新兴与发展中欧洲地区经济增速在2018年出现大幅度下降。美元升值导致世界其它主要货币相对于美元均有不同程度的贬值。

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（HICP）2018年11月同比增长率为2.0%，比上年同期略有提高。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，只有美国经济增速表现出上升趋势，欧元区和日本等其它经济体均出现增速回落现象。

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，美国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.5%和7.1%，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.1和2.8个百分点。这种状况表明世界经济处于从繁荣顶峰刚刚出现回落迹象的阶段。

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也处在持续改善过程之中。经合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.93%，上2018年提高0.11个百分点而官员也是最懂得企业家或者商人需要什么。经济发展了，但社会也被破坏了。这些年来，商界充斥的丑闻（毒奶粉、疫苗、食品、假商品等等），无一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。这些年，中国人蜂拥至日本购买普通的马桶盖、电饭煲等，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对左派来说，是国有产权。商人只有社会地位，没有政治地位，但一旦靠近权力，和权力拉上关系，便可狐假虎威，似乎自己也有了权力。

大多数人见钱眼开，唯利是图，但对科学技术不那么感兴趣。企业有无使命？可以说，企业家的初心是有的。

不过，这种关联也正是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巨大风险。很多企业家走出国门之后，一旦看到机会，便失去了理性，什么事情都敢做。

今天，很多企业深刻担忧中美技术冷战的来临，因为一旦发生技术冷战，技术进口就会变得困难，企业就必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。国际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占领，中国企业家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，走出去处处受挤压，要承受更多、更大的风险。这就要求企业作更多的努力，尽量根据市场的规则来行事，以减少风险。但很可惜，无论官员还是企业家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。

这需要中国企业的智慧。尽管表面上看中国有士农工商的传统，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端，但在实际层面，商人和权力的关系一直很密切，红顶商人层出不穷。

经验地看，近代以来的企业家群体是资本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和整合的产物。但不管怎样，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原则是不变的，光是政府或者光是企业，都不足以开拓海外市场。

总体来说，中国仍然为商人群体居多，而少企业家。在航海时代之前，世界各地已经形成了地方市场规则。

没有这个转型，国家崛起会变得极为困难。经验地说，官商永远是一体的，但官民一体或者商民一体充其量也一直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。当代中国尽管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于技术的企业家，但相对庞大的商人群体来说，这个群体的人数仍然太小。不说久远的历史，苏联的崛起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

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也是以经济崛起为核心的，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的作用自然怎么评估都不为过。西方的企业家改变了世界，但离开了科学技术则无从谈起。

一句话，对企业家来说，如果对机会所包含的风险评估不足甚至看不到，最终肯定是要出问题的。经验地说，无论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还是民营资产的产权，都需要明确化，都需要得到保护。

西方学者说中国是公司型政府（corporate state），描述的便是这种情形。在计划经济下，国家替代了企业家的角色，尽管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国家能够集中最大的资源来搞经济建设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，最终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在和西方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。